從《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
（1963∼2000）》略論臺灣佛教
研究學位 論文題目的選擇

　　佛教的信仰在中國超過兩千年，在臺灣超過四百年。但在臺灣以佛教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歷史非常年輕，主要興起於1980年左右。臺灣的佛教信徒不少於五百萬人，但是佛教研究人口非常少，近十年來佛教僧團辦了幾所大學，增加了研究人口，但人數仍不能與儒家思想研究相比擬。

　　佛教的宗教活動繁複興盛，無時無日不有（電視講經、各地法會、宏偉寺廟的建立），但專業的學術課程可能沒有多少人研修。在信仰興盛，研究薄弱的情形下，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出版的《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以下簡稱《彙編》），對臺灣的佛教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它不但記錄了臺港（主要是臺灣）學術界對這學門訓練年輕學者的情形，也見證了佛教研究在臺灣的發展。

　　《彙編》以博碩士論文為記錄的對象，所以反映了近年臺灣高等教育對佛教研究的實情。一篇成功的學位論文，特別是博士論文，包含下面三要素：一、學科的訓練（方法與理論、原始語言與研究語言、原始材料的解讀）；二、資料的收集（原始材料與二手研究成果）；三、論文的撰寫（論文結構、論證、敘述的清晰）。成功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者的努力，指導教授與機構訓練下的結晶。在訓練高等的專業人員的過程中，碩士論文被設計成一個過渡的產品，它讓初入此領域的人瞭解專業的訓練，藉著挑選一個小題目，撰寫碩士論文決定未來的研究方向，其創新性不若博士論文般重要。

　　《彙編》所收的論文主要是碩士論文。這和產生佛教研究的高等人文專業訓練機構數不多，博士班的學生數也不多有關。這雖不意味著碩士論文無足可觀，（對關鍵性小題目的研究，碩士論文常比博士論文對此學門有更大的貢獻，在《彙編》中我們隨手可得這類的碩士論文。）但對此學門的基礎研究卻有重大的影響。碩士學位以兩年到四年完成，此時間不足以讓一個學生熟悉佛教的研究語言（佛教中文、梵文、巴利文、藏文、或其他死語言如袪盧文、冷僻的語言如蒙古文）、反省學科的基本問題；除非學生在入研究所前，已經有良好的語言、學科的準備。所以反映在《彙編》裡，是絕大部分的碩士論文以中文材料或中國佛教的課題作為研究的對象。

　　要了解一學門未來的發展當然得看博士論文。在臺灣，博士論文是碩士論文的延續與發展，研究者可以較長的時間完成專業的基本訓練，並且擴大研究的視野與深度。從《彙編》寬鬆的佛教「相關」研究的定義，有九十篇博士論文被收錄。這數目當然不正確，否則佛教研究在臺灣一如佛教信仰欣欣向榮了。西方對宗教研究最基本的訓練是語言、文本、義理、歷史。從這標準來看，合乎條件的博士論文大概只有二十篇左右。產生的時間大部分集中在最近的十年。

　　檢查這些博士論文，多是從哲學和中國文學研究所產生。我不太清楚這兩學科的研究所提供了那些佛教的專業訓練，和傳統的哲學與文學的研究又如何和佛教研究作聯繫。傳統哲學與文學和佛教研究仍是有相當距離的。例如「我思故我在」（I think, so I am.）是西方近代啟蒙哲學的基本格言，但佛教思想與此格言根本是相反的；對佛教思想言，「我思故我不在」（I think, so I am not.）才是思想的基礎。跨越觀念與思想的鴻溝需要更宏觀的理論訓練。此外，博士論文的題目仍侷限在中國佛教內，或以漢譯佛典為主。臺灣的佛教研究仍不能擴大到南傳與藏傳佛教的傳統中。比較日本與西方的佛教研究，臺灣的佛教研究視野不夠恢弘。這可能和臺灣高等學府對於研究語言的訓練不夠重視有關。西方學者承襲傳統經學的研究傳統，從佛教的語言（梵文、西藏文、巴利文、中文和當地活語言）、文本釋經著手，即使在西方學術累積的傳統中，他們的研究與觀察或與當地佛教傳統不同或錯誤（見De Jong，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 Kosei Pub., 1997），但是紮實的語言訓練可使西方佛教研究不斷摸索前進。我們不必然接受西方或日本佛教學者對中國佛教研究的結果，但我們得接受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訓練，一個共同的準則：語言的訓練是這門學科發展的基礎。驗之於近代中國的學術上，凡是在佛教語言上下過功夫的人，如陳寅恪、季羨林、湯用彤、呂澂才能在佛教研究上做出基本的貢獻。

　　學術研究並不浪漫，它不過是在過去研究的成果上，添加一點新的看法。重複過去的研究不但是浪費研究者的研究生命，也無益於此學科未來的發展。《彙編》的出版使研究者不得閉門造車，它成為研究人員得最先翻閱的工具書之一。